摘要:


以推进社会进步的态度介入现实

——王久良《洋垃圾在中国重生》影像作品观感

文/康国生


王久良 洋垃圾在中国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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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图选自王久良《洋垃圾在中国重生》:
fenxiang.blog.siyuefeng.com/blogArticle/show/10123


作家三毛在散文《拾荒梦》中提到,她在撒哈拉的时候曾得到一个大如房间的废弃木箱,本打算修改一下用来当客房。结果花了不少财力,却无法弄进后院。在企图丢掉的过程中,遭遇警察一直跟在卡车后维护垃圾排放法律。这是我在读了《洋垃圾在中国重生》之后油然想起的。感慨的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非洲小国,竟然就有如此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当然,这也与殖民地文化不无关系。

西方今日在环保方面的觉悟,源于昔日的教训。据李宏图论文:“英国学者卡特莱特指出,到1830年,英格兰的大工业城市没有一个安全的饮用水供应,这些地区的河流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以致河里鱼都没有了。1858年是泰晤士河的‘奇臭年’。这年6月,臭气冲天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就连河边议会大厦的窗上也不得不挂起一条条浸过消毒药水的被单。”英国为环境污染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后通过投入巨资,耗时100多年才重新改善了生态环境。当然,那个时代的防治水平还无法与今日同日而语。

而在我们以“烟囱林立”为褒义词讴歌大跃进的年代,欧美等国就把“边发展边治理”视为“基本国策”了。他们在环境和劳动保障等方面履行了严谨的立法执法,并借助科技、经济、教育等系统性策略展开防控。经过三十年左右的综合治理,最终实现了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这是我们今天仍要“师夷之长”的。

但是,随着社会消费需求的日益膨胀,工业化中的三废处理成本也越来越高。于是,向欠发达国家转移高耗能、高污染和高劳动量的产业便成了资本投机取巧的牟利手段。

国门重开以来,我们一方面急着粗放脱贫致富,一方面不得不面对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矛盾。因此,如何趋利避害地设置“防火墙”,保持科学可持续发展,便成了国人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
王久良四处奔走,用镜头介入现实深处,揭示出“洋垃圾在中国重生”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体现了一个中国摄影家的人文觉悟和使命感。透过他的影像文本,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环境污染本身,“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各种社会问题更值得深思。

首先,垃圾以及不当处理造成的二次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对人类健康以及生态的贻害之深、之久,大家都心知肚明,这里不必细说。

第二,王久良作品的真实性是无可质疑的。他不但贴近现场拍摄了照片,而且还做了视频采访和文字记录。事实上,这组管中窥豹的作品,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但凡每位民众,只要留意自己周边的生态环境,都会有所感触。在发表时隐去一些时间、地点、人物姓名实属无奈之举。

本人经常蹬车游走于所住城市的周边,对王久良影像中的场景感同身受,虽然并非洋垃圾再生题材,但污染状况大同小异。



康国生 王久良 环境污染
(广告牌围挡后面的烂尾楼——地基阶段——附近的垃圾.)


(城郊村落,随处可见的垃圾回收处理作坊,大张旗鼓。)


(黑心棉被套——中国式垃圾再生状况之一。)

 
(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的回收从业者,随处作业。)


(今日“小桥流水人家”——这还是一条小河么?)


(在某城郊区,灌渠上漂浮着的死鱼以及垃圾。)


(地点同上。我已经十多年不在食用河鱼了。这样的鱼,您敢吃么?)


(一边是远洋集装箱,一边是外来务工包括回收从业者的生存作业空间。)


(菩萨竟然也在场,面对今天的现实,救世主能拯救我们么?)

第三,现实赤裸裸地摆在那里,为何迟迟得不到解决呢?我想,这是值得追问的重点。

单就垃圾再生产业来说,实现物尽其用,本来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儿。但是,如果由各地政府统一组织企业来做,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而且投资大、不易管理、见效慢。于是地方政府放任,导致的现状多是民间以自由市场的方式临时租用场地在运作。

按规范,企业在领执照开张前,验资,技术监督、环保、消防、劳动安全保障等诸多方面都必须过关才能投入运营。生产中企业需自检、上面要随时执法监督。可是这些日常管理程序,大都无人过问。只要从业老板出钱在桌面下打理,生产中的各种非法操作都会畅通无阻。利益暗流和地方保护主义置大环境于不顾,促使黑作坊像绿豆蝇一样生生不息。

如果地方政府组织企业依法运作并投入技术来把关,“黑作坊”变白的准入门槛也会加高,那么这条链上的产品在大市场中会失去竞争能力而需要不断输血,职能部门会哭穷——“没钱”。依据目前的经济状况,中国不是没钱。你看贪腐官员个人家中都有数以吨计的现金,各地政绩工程也如雨后春笋地以霓虹胜彩虹。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从《垃圾围城》的现实来看,各地自产的垃圾未能保证无害化处理,是什么背景的人,如此放任地以收购处理洋垃圾来牟利?相关链条上养肥了多少硕鼠?又有多少廉价的劳作者为谋生付出了危害着不只自身的代价?公共环境安全、子孙后代的福祉谁来买单?到头来,赚足的拿着绿卡走了;百姓,只能以青壮年换来的辛苦钱在这块土地上坚守“健康”。难怪“加州的一位地方官员看过我(王久良)给他的照片后,第一句话就问政府的责任在哪里?”(引自王久良《重生》图说)。

生态环境代表的是社会良心,如果社会失去法制和道义的底线,即使高铁跑得再快,“腋窝”问题的治理也会成为天大的难题。如果上帝真的死了,卢梭崇尚的自然之神还在。暴殄天物,践踏自然,果报是必然的。

 

第四,德国、奥地利、荷兰、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利用进口垃圾方面为我们竖起了标杆,并非属于登天的技术项目。新华每日电讯2014.5.12报道:《中北欧进口垃圾发电为何民众无怨》。第一视频2013.5.18.新闻:《挪威瑞典为垃圾短缺发愁 北欧国家如何变废为宝》,搜索视频可眼见为实。挪威、瑞典地下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舍不得开采,以自排和收购海外的垃圾为再生能源造福国民,这是何等的长远眼光和文明境界。对比之下,同样是进口垃圾再生项目,怎么一落到我们这块土地上,气味就变得如此恶心,逾淮之橘,难道真是水土的关系么!

变味的现实状况,除了制度问题,国民文化素质教育、公共意识的提升也是关键。衡量一个民族是否文明崛起了,不能只看关于GDP等某些大叙事的能力,每个公民在对待垃圾处理上的小细节更具说服力。


 

第五,本组影像可引发的话题维度十分广泛,是作为审视社会发展以及人性本质的典型切片。
在这里,我不能以品评咖啡、黑胶唱片的心态仅就画面本身和某种难以名状的所谓意境来消费这样的作品,那是在亵渎神圣;也没必要翻出刘易斯·海因的《童工》、尤金·史密斯的《水俣》以及里斯·乔丹的《垃圾方阵》,像鉴定瓷器那样对《洋垃圾在中国重生》评头品足,因为那些正在流着污水、冒着尘烟乃至散发着刺鼻气味的符号证据,特别是这种环境下那些天真孩的子双眸,太强烈地击中了我的神经,让我不寒而栗,欲哭无泪。她是“现在进行时”,左右着“现在将来时”,绝非仅如罗兰·巴特书本上轻描淡写的“曾经发生过”。
她无法不让我联系现实生活去思考一些相关的社会问题,并且反思“我的责任在哪里?我能为改善这些做点什么?”如果“我”作为每位公众都能这样想,并各尽其职,未来才会有希望。
如果套用“艺术”这个名词来评价的话,王久良的《洋垃圾在中国重生》影像作品以及为改善环境而奔走的社会实践,就是最好的当代艺术行为。

第六,历史上“伟大摄影家”的称谓,是借助作品在社会中的作用自然生成的,是因作品推进了文化进步带给个人的附加值;而仅靠反复炒作赚来的花冠,不管优雅得多么小布尔乔亚,只能是昙花一现。
人类社会中有两重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摄影的价值在于依托现实,勾连文化,启迪心智,通过改变公众的精神世界来改进现实世界。手持相机乃至不拿相机的人们可能是平凡的,但他们完全能以促使现实变得圣洁与美好的态度和行动而成其崇高!

2014.11.9.


附录:以下照片为陈韶华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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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李国宏先生(2004.3.3发表)的论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
wenku.baidu.com/view/04408b0dbb68a98271fefac1.html

 

 

 截图来源:

 www.cqn.com.cn/news/zjpd/zjdt/zjdt/9214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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