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云鸿于八十年代拍摄的老照片有两万多幅,绝大多数还没有扫描整理。 他的照片看上去虽显零散,但独立叙事性强,按不同的线索梳理,便是一部回望历史变革的节点性见证和客观性评价文本。例如《找财神》一幅,通过对一位购书农民的生动描写,既表达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科学致富转型的意识形态特征,又是对革命文化构建的“工农兵”形象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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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财神,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1982


从李云鸿的老照片看摄影的审美和价值

文 康国生

 

由于18集电视连续剧《希望》(1997年拍摄,次年北京电视台首播)鲜明地阐释了以摄影关注现实的价值观,进而引发了我对制片人李云鸿拍摄的老照片的兴趣。


中国摄影,历经“雪月风花近百年”的摸索,在镜头应该聚焦哪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审美价值的评估等一系列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受后现代“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理念影响,影人的意识才有所突破。三十多年过去了,回看某些与现实密切关联的老照片,一定能给今天的我们以某些启示。


李云鸿的作品,聚焦的多是变革时期百姓的日常特征或生活场景,在当时的潮人看来,这种即缺乏光影韵律,又不具备点线面构成、黄金分割的画面,是绝对没有艺术价值的。这个问题,鲍昆先生在《不得不说的李晓斌》一文中,结合四月影会前后的语境,对当时关于“艺术”与“写实”的激烈纷争阐述得非常详尽。无疑,李云鸿选择了现实主义的路子。


李先生早年在电视台做摄像,摄影只是“副业”。他的照片看上去虽显零散,但独立叙事性强,按不同的线索梳理,便是一部回望历史变革的节点性见证和客观性评价文本。例如《找财神》一幅,通过对一位购书农民的生动描写,既表达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科学致富转型的意识形态特征,又是对革命文化构建的“工农兵”形象的重新认识和评价。这样的民间影像叙事,迥异于样板戏、高大全模式的宣传片风格,是文字史料难以胜任的,也是不容篡改的。丁肇中在回答CCTV记者“为什么没有选择历史”的提问时说:“我有一种感觉,很难找到真理,因为中国历朝历代一换朝,第一件事情就是修改历史”。你看张大力的《第二历史》,连某些照片也是。所以,四月影会后期,一种反“艺术”的宣言高呼:“不给历史留下空白”。无疑,这是觉悟者的良心责任,历史也的确为他们的选择画上了对勾。而当初流行的那些所谓画面构成、三点式美女挂历照等,今天去了哪呢?

 

在尊重现实的同时,李云鸿对框取对象各种符号间的呼应可谓拿捏有度,这是构成逻辑推理,阐发观看立场,升华作品意涵的重要手法。例如废墟墙与背景高楼搭配的《忠》一幅,简直就是黑色幽默般的影像语汇,用做余华《兄弟》小说的封面何其得当。这样的审美格调,事实上是对现代审美的解构与颠覆。

艺术的大美在于意境的悲壮与“崇高”,她的感染力体现在能使作品的内涵跳出画面本身,揭示时代精神,共鸣人性深处的情感和理性体验,以激发人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进而促进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

 

李云鸿经常采访名流,但他的镜头关照更多的是黎民百姓,特别是八十年代山区那些求学艰难的孩子,空巢的老人以及市井上的贩夫走卒。从这些照片上,透过肖像人的举止、表情,哪怕一个眼神,不难看出他对生活的理解,对摄影真谛的诠释。如果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恐怕也不会自筹资金拍摄《希望》这样的电视剧。对于一位高调做事,低调为人的摄影家,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他。


以下就一些具体照片,谈谈我的观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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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北京,1984

等级差别不大的交通工具,十字路口,迷蒙的视野,风雪中的迟疑与蜗行,鲜明的信号灯,这些人与环境关系的特征符号,构成对转折年代社会气候的巧妙隐喻。


3400

天安门广场上的诗歌朗诵者,1980年代

一朗诵诗歌的青年受到追捧,不少人举着录音记录,见证着舆论气氛的自由与活跃。当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全民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为进一步实施改革开放亮起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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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摘取风筝的青年,北京,1983

象征个体理想的风筝在此放飞,竟也能与代表国家意志的旗杆纠缠在了一起,表达了一个家国一体,人心所向的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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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财神,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1982

李云鸿成名作,1983年获今日中国摄影比赛二等获,1984年获北京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文艺作品摄影类一等奖

八十年代,“万元户”、“科学致富”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热词。这张照片极好地刻画了这一背景下的青年农民追求科学、渴望开发高效农业的典型形象。新华书店背景,蹲坐房门口吃饭的习惯体态,农田鞋,“收电费”款式的造革包,专注的眼神以及翻书页前点口水的举止,整个画面元素的搭配与抓取,阐释了什么才是时代的“决定性瞬间”。摄影师成名的条件大体取决于两点:一是拍出了高度概括性的、反应时代精神的作品,二是得到媒体的广泛宣传。这幅佳作,如果当初能有希望工程那样的传播机会,何曾不是一幅“希望农业”的“大眼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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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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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聊城冠县,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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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社火,陕西户县大王镇,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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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大庸县,1984

八十年代初,一个突破性的政策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今天,从农民卖粮难反观当初的饿肚子,恐怕已经没人再去质疑这条政策“姓社与姓资”了,可是年轻人可曾晓得当时全国舆论的争鸣程度么?实践证明,正确观念与政策引导,才是最大的民生。而“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其乐无穷”的口号和运动,只能在报表上膨化出“亩产万斤粮”。解散生产队初期,农具问题就是个不得了的选项。透过画面的耕作水平,要撑起奔向小康的脚步何其艰难。如果没有类似直观的纪实影像为证,几十年后那些面对机器人的孩子们,不知道会不会相信文字记载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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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慈利县,1984

在多子多福的历史语境下,他老人家也一再教导,只要有了粮食和钢铁,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可是相对贫瘠的土地上有了稠密的人口而不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粮食和钢铁何来?你看,果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是仅靠勤俭持家的底气来担当天下就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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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山区,1997

这位大山深处的女教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由于附近没有学校,县、镇教育部门因地制宜地委托这位识些字的母亲代课,并承认孩子的学籍。低矮的土房,设施的简陋,教与学的专注,管窥了科教兴国策略的举步维艰,也是希望工程的初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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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孩子的求学之路充满坎坷,张家口,1997

有的孩子住读,有的每天往返需要几个小时。摄影师能在风花雪月正当时的摄影生态下,跑到山里用镜头告诉世界这里的境遇,实属难能可贵。当初志同道合者还有很多,但希望工程的宗旨是为了圆满孩子们的“我要上学”,少数摄影师因此而名扬天下只是希望工程的“附加值”。希望工程的幕后英雄们,以无声的行为践行着艺术的真谛,圆满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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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体育设施,张家口,1997

山顶上简陋的学校,单杠是唯一的体育器材,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与前途,紧系其上。


0900

腿部不便者的营生之路(左一为摄影师解海龙),北京,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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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冠县,1983

毛驴车上,端坐着紧裹被褥的家眷,稀疏的树条,越发映衬着土地的贫瘠,无论主人是赶大集或回娘家,身份处境令人感慨。此情此景,耳边不由地想起石占明的那首《交城山,交城水》:“灰毛驴驴儿上山,灰毛驴儿下啊,一辈子也没坐过那好的车马”。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炎黄子孙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们的理想并不高,能说上媳妇,拥有好的车马与茶饭已经足以。好作品,除了记录,更渗透着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同情。


1700

冠县驴市,山东,1983

占据画面三分之一的毛驴,小院农耕的境况呼之欲出;清一色的男人形象,擎起家庭生产力的柱脚;厚厚的积雪、儿童紧包着的棉帽,营造着极寒的天气;千年一贯制的北方棉袄,老汉叼着的小烟斗,群体袖手的表情以及木讷的眼神,衬托着生活的单调与艰辛。而画面的焦点在于两位老汉砍价方式的“交头接耳”,是的,这种在西方贵族眼里不可思议的情状,恰是黄河儿女特有的契约订立方式,这也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难以直观描述的情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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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豆各庄,1987

环境肖像,勾勒出典型的“时代面孔”特征。它不但透露出主人的身份、经济、文化、信仰、民俗等状况,也映射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相关信息。不同的观看,便会有不同的感想,随着历史的演进,每位观众都会成为作品的再度创作者。如果拍摄的是一百年前的一朵花,一千年后也还是那样的一朵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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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山民,湖南,1984


2109

陕西户县,1985

改革开放四十年,因地域或民族差异,经济和文化发展参差不齐。即便是城镇化率不断走牛的当下,从当代别墅到古代窑洞等人文符号,仍然阡陌于华夏大地,这些纵贯历史的素材集合,用活生生的人文博物馆来相容也不为过。 今天的白领,纵使西装领带并配有一口地道的伦敦腔,也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不要漠视这些这些淳朴的面庞,更不要把他们当做兵马俑来嘲弄,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脚本,他们都是你我饱经沧桑的爷爷奶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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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1999

这样的服饰、面孔,讲述着怎样的人生阅历呢?那样的眼神,透射出多少民族苦难与精神皈依呢?画面涌动的情感,是否和弦了罗中立的《父亲》,咏叹了舒婷的诗歌——《祖国》——呢!


2000

铜鼎与三寸金莲,北京天坛,1983

自从奥古斯特·桑德引领了环境肖像照的历史以来,这种平静审视的摄影风格始终被广泛采用并将永远不会过时,这是照相机“机械复制”功能的基因所决定的。关键在于如何巧妙地利用身份与环境的符号呼应来提炼照片的文化内涵。

老奶奶的三寸金莲与右侧的大鼎以及背景建筑,构成了严谨的三段论逻辑结构,简约而鲜明地阐释了帝王与百间的权力关系。裹足,本是旧礼教对妇女身心的戕害和自由的盘剥,然而却被统治阶级灌输为由百姓普遍接受的奇异之美。大鼎是用来祭祀的,老奶奶手扶金鼎面带微笑,是否意识到这祭坛上的“牺牲品”还有过哪些呢?有圣贤说:“女人是祸水”,于是妇女被“锅台转儿”。皇上说,朕以为爱卿言之有理,此乃维护江山社稷之大计也。

封建帝制下,捧着自己血淋淋的头颅为君王献祭的大臣(或太监)又有多少呢?愚忠,逆来顺受,堪称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神内核。由此可见,艺术的悲壮之美,不知会超越多少倍那些滥觞的视觉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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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乡村大妈看开了,戴上耳坠,不美白不美,山东冠县,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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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据说美国老太太对中国大妈带孙子的现象很不以为然,而中国老奶奶却笑着说:我家五代同堂,托祖宗的福啊~  


1500

翘首山外来客,张家口,1997

光秃的石块,陡峭的梯度,迷茫的羊群,蜗居的土房,角落的绿意,这些信手拈来的环境素描,烘托出老乡们翘首山外来客的心境。而这山外的讯息,虽如那木杆天线般羸弱,但毕竟是一线希冀的光芒,正如那群羔羊,期盼绿草如茵的山坡。今天的城市化之路,的确肇始于照片揭示的社会语境。好的艺术,是生活的风信子,她以小的讯息,揭示大的愿景。


2110

1985

冯骥才说,所谓民俗,就是大家共同认可的情感方式,或者是一种心灵生活方式。百姓自发地继承和发展民俗,是回顾我们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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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村里来了照像的,今照今取。陕西省户县大王镇,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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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胡同里的婚礼,录像机的出现,绝对属于高大上的排场。北京市崇文区,1986


0100

TCL总部,深圳,1992

“大哥大”,商潮里比大哥还大的标志,一度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黑市价格炒到4万来元。在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时间就是金钱”的精神掘进着深圳速度,你看这位哥的仪表,如果P掉那块大砖头,活脱一当代青年嘛,谁能相信这是一幅老照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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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八十年代来自山里的一封家书,要在路上传递半个月,也定会带来同村工友家属的牵挂。字里行间的情感,是今天的微信不可承受之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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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房农民守护着即将失去的土地。北京朝阳,1990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命运,一直背负于土地之上。这样的画面,简直一幅权力(利)关系的特写,大赞。


3000

大街上,北京,1982

脱煤坯、烧煤球的时代,全链盒28型自行车与煤气罐,都属当年时尚的物件。而相对肃静的界面上,两位长老一路相携的稳当步履,提示着当年都市生活舒缓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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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983

走街串巷的货郎。纯手工物件,实用、生态。农耕的面孔,历史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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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庙,北京方庄,1991

一幅画面,两卷历史。上卷刻着当年“三忠于,四无限”的斗争经验,下卷描绘着全球化经济的直方图。活脱一幅余华小说《兄弟》的封面。正可谓,海可枯,石可烂,只有忠于现实,才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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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邀请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英模报告团成员在大衣上签名,北京,1984

快门定格了又一个典型的时代特征,当年满大街的服饰风格可谓“环保色”,因抢军帽被判刑一年的大有人在。徐良,血染的风采,搞对象找军人,代表了经济改革前夕,一代青年的精神追求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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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模报告团成员,北京崇文游乐园,1984

反击战的战士们,好多是新毕业的农村学生。战场上,他们是钢铁长城,但孩子的天性犹在。你看,这些城市里才有的儿童娱乐设施,对于他们来说多么新鲜啊。以生活化的视角,立体地展现了英雄人物,比杨子荣“亮相”模式深入人心。如今,这代人已经退休了,想起近日网传视频,不少老兵在集体散步,大家过得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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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从当年的基本国策、千年大计、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到今天的人口老龄化、放开二孩政策和出生率陡降,在历史的天平上, “三十载”的砝码竟把“千年”的秤砣撬起。此时,想必摄像机串联的电视屏幕前,莫言的姑姑正在《蛙》里忙着为全乡育龄妇女们结扎呢。按理说这只是一幅平常的报道摄影,但是镜头聚焦的是特征事件,时光让它成为典藏之作。难怪人们说历史是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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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总司令夫人康克清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菏赛组委会和首相吕贝尔斯。1988


附:由李云鸿投资400万,担任总策划兼制片人的18集电视连续剧《希望》

网络首播地址:点击观看 >>

(这是一部以希望工程为背景,阐释摄影审美趣味和价值的可视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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